说起吕公望、沈荣卿等永康近代名人，他们的故事相信很多市民都耳熟能详，近代历史上的另一位先贤应德闳，却知之甚少。

　　近日，记者在上海一份文史资料上无意中翻阅到这样一段话：应德闳，于1876年出生于浙江永康芝英镇一个书香门第。中华民国成立后，各省实行军民分治，1912年11月19日，中央正式任命应德闳为江苏省民政府民政长，即民初江苏的第一位民政长。应德闳是民国历史上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人物，他在10个月短短的任期内，曾主持和参与了江苏民政府的建立、整顿税收以解决民政府的财政困难、将民国第一悬案“宋教仁案”真相公诸于世、宣布江苏反袁独立等重大事件，在民国历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……

　　怀着强烈的好奇心，记者查阅了大量有关这位永康先贤的资料，描绘出相对完整的一个应德闳，供大家参考。

　　临危受命出任江苏省民政长

　　应德闳于1876年出生在永康芝英的一个书香门第，其父应宝时是道光举人，后来任江苏按察使兼布政使，为官清廉。在父亲的影响下，应德闳于光绪丁酉年（1897年）考取了举人，担任过县知事、藩司等职，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。

　　晚清后期，应德闳先后被升为江苏候补道员以及任淮安知府。直到之后遇到了另一位风云人物程德全，他的仕途起了重要的变化。

　　程德全原来是清政府的黑龙江巡抚，1910年才调任为江苏省巡抚。他出任江苏省巡抚的时候，以革新自居，对江苏的新文化新政绩十分推崇，很快就听说了应德闳，自然十分赏识他。不久，应德闳便成了程德全的幕友。

　　当时发生了一件事，差点毁了应德闳的前途。

　　那个时候，江苏省的原布政使升了陕西巡抚，程德全干脆就任命当时还是候补道员的应德闳为布政使，着实叫按察使和一班老的候补道员难看。程德全因此竟被御史参了一本，说他居然以未引见的道员晋升布政使（清朝惯例，道员未曾引见，不能正式任官的，引见就是由吏部或军机处带领去见皇帝），这样“一箭双雕”，应德闳前途丢了，程德全也碰了一鼻子灰。

　　恰巧随后就爆发了惊天动地的辛亥革命，革命党人武装起义，反抗清政府。程德全积极响应革命，宣布江苏独立，成了江苏省历史上最后一任巡抚和第一任都督。于是，他再次提拔应德闳为督政府财政部部长和机要员。在程应两人的共同努力之下，江苏省不动一枪，不伤一人，平稳度过了辛亥革命。

　　辛亥革命后，各省的军政、行政大权都集中在都督手中。1913年1月初，袁世凯颁布了《划一现行各省地方行政官厅组织令》和《现行都督府组织令》，明确实行各省军政、行政分离，规定省最高行政长官统称“民政长”，由大总统直接任命，管理全省行政事务。

　　而事实上，早在1912年，全国已有不少进步的省份实行了军政、行政分离。江苏省就是其中一个。

　　1912年11月19日，应德闳被中央政府任命为江苏省首任民政长，以管理全省的行政事务。当时正值中国社会巨变之时，应德闳此次出任江苏省民政长。时间不满10个月，却经历了民初江苏最繁杂与艰难的岁月。

　　江苏迁府南京

　　清代，江苏巡抚衙门的所在地一直设在苏州，苏州也是江苏省的行政中心。而革命后的江苏，政治局面非常纷乱，四分五裂。南京有中央设立的留守府，苏州有新成立的都政府，上海有沪军都督，同时扬州、常州还有两个军政分府。

　　应德闳上任民政长之后，敏锐地察觉到，他的首要任务是建立新的行政秩序，控制住整个江苏省的政治局面。

　　第一步，应德闳决定把民政府从苏州迁往南京，从而使南京成为整个江苏的行政中心。

　　应德闳在做好民政府进驻南京这项工作后，又开始马不停蹄地着手建立民政府的行政秩序。

　　首先，他颁布了《江苏省民政府组织条例》，规定民政府暂设内务、财政、教育、实业“四司”。同时，和都督程德全一起任命马士杰为内务司长、龚杰为财政司长、黄炎培为教育司长、黄以霖为实业司长。这些通通都是当时江苏的有识之士，做到了人尽其才。然后又制定了《江苏民政府办事规则》，规定了民政府人员办公的一些细则，比如每天上下班时间和处理文件的要求等等，分得非常详细。

　　重要的人事任命完成，工作规章制度又得到了完善，江苏省的行政秩序基本算是建立起来了，民政府各司、各部的日常工作也进入了正规。

　　要做到这些，必须要有一定的魄力和才干，应德闳正是这样一位民政长。

　　改革税收方式

　　民国初年，上海一直隶属江苏省。直到1927年才脱离江苏管辖。

　　民初的上海滩，俨然已经是一个国际大都市。尤其是它的米粮销售，一直很旺盛，但税收却迟迟不高。之前上海的米粮税收一直是“认税”的方式，即江苏省民政府都督和上海米业公所所长，两人商定税收定额，然后再向各米商征收。

　　显然，这样简单的税收方式并不合理，很大程度上有损民政府的利益。应德闳决心改变这一现状。他推出了新的税收方式——“散收”，根据米商实际销售额由货物税公所直接征收。

　　这种新的税收方式既高效又精确，但触犯了上海米商的利益。不出所料，遭到了他们的强烈反对。

　　米业公所通过上海商会，直接致电中央政府，要求保护商权，维持原“认税”方案，同时对民政府的政策提出抗议。

　　应德闳据理力争，一条一条进行反驳。他表示法律也没有明确要执行“认税”，况且新政策只是要整顿税收，理由充分，并不是为了一味增加米税。一时间，竟辩得米业公所哑口无言。

　　最后，在应德闳的坚持之下，暂时试行“散收”，结束了这场长达近一个月的“米税征收案”之争，这在民初历史上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。

　　组建兴办江苏银行

　　民国初年，百废待兴。财政困难是中央以及各地方政府最为普遍的，也是最头疼的问题。虽然江苏省在当时算得上是全国最富庶的省份，但财政困难也是一个严峻的问题，尤其对刚搬入南京的民政府和应德闳来说。

　　应德闳想到了一个人，陈光甫（后成为民国期间著名的银行家）。

　　当时的陈光甫，刚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商学院学成归来，满怀抱负。经人推荐，应德闳找到了陈光甫，知道他颇有才干，当即邀请到江苏省财政司，委任其财政司副司长，协助主持财政。

　　陈光甫的抱负有了施展的地方，非常活跃。他常常与朋友们聚会，畅谈“国家兴衰，匹夫有责”，并为国家担忧。陈光甫当即找到应德闳，与他详细研究，认为可以利用裕苏官钱局拥有钞票发行权这一优势，加以改组扩展，兴办江苏兴业银行，以开拓江苏财政。

　　在应德闳的大力支持下，江苏银行从此诞生。应德闳为银行正监督，陈光甫为副监督。最初设在苏州，转到上海后，由陈光甫专任总经理。

　　支持史量才《申报》得新生

　　《申报》是旧中国发行历史最长、影响最大的一份报纸，是上海历史上第二个创刊的中文报纸。《申报》的版面分为新闻、评论、文艺（副刊）和广告，由此奠定了我国中文报纸四大块的基本结构。

　　《申报》历经了清朝同治、光绪和宣统三个朝代，世界还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，发生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俄国十月革命，发生了中法战争、甲午战争、日俄战争以及戊戌变法、义和团运动、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和“四一二”叛变等重大历史事件。此外，还有许多市井琐闻和社会事件，如晚清四大奇案之一的杨乃武与小白菜、杨文道冤狱案等，以文字记录下丰富的史料素材。

　　谈到《申报》，大家都知道将《申报》发扬光大，成为中国影响最大的报纸之一的史量才先生。其实，史量才正是在应德闳的大力支持下才接手了《申报》。

　　应德闳在担任江苏省民政长期间，与张謇、赵竹君、赵凤昌、史量才、陈冷五人集资，购进《申报》合股经营。当时《申报》在席子文手里，经营不善，效益不佳。而他们六人接手后，由史量才任总经理，全权打理。之后，《申报》呈现了近代报纸比较完备的形态，终于成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报纸，在百年报业史上放射出夺目的异彩。

　　后来，应德闳的大儿子朱应鹏也曾在史量才手下担任《申报》总编，与鲁迅、茅盾等人甚为交好。

　　揭露“宋教仁案”真相

　　这是应德闳人生中最为光彩的一笔，可以说，正是因为他敢于面对各方压力，揭露“宋教仁案”的真相，才点燃二次革命的“导火索”。

　　1913年3月20日，早春的上海还显得很有寒意。经过一整天的春雨浇洒，五彩灯影的十里洋场更加显得玲珑剔透。

　　傍晚10时许，新任国民党代理理事的宋教仁身穿黑色西式风衣，在黄兴、廖仲恺等国民党要员的簇拥下，漫步走进了热闹非凡的上海火车站。他是北上应大总统袁世凯电召去京共商国计的。

　　约10点半的样子，火车进站的汽笛响了，宋教仁向送行者抱拳行礼，一一道别。“砰”的一声枪响，让所有送行者大惊失色。与此同时，前面的宋教仁突然“啊”了一声，身子打了踉跄，中枪倒地。余音未落，又听到枪声两响，车站顿时大乱，到处是奔走的人群，送行者急忙将宋教仁送往了沪宁铁路医院抢救。

　　医生虽然尽力抢救，但回天乏术。21日凌晨，宋教仁死在医院的病床上。

　　这就是民国第一大案“宋教仁被刺案”。

　　宋教仁被害致死的噩耗传出后，全国各地爱国之士同仇敌忾，要求缉拿真凶。袁世凯也连续发来两封电报，以示关切，同时命令江苏省都督和民政长“迅缉真凶，以维国纪而慰英魂”。

　　时任江苏省首任民政长的应德闳很是焦急，一方面是在自己管辖的地区出了这么大的事，要对此事负责，他深知只有迅速抓出幕后元凶，才能平息众怒，尽到自己的责任。另一方面，经历过辛亥革命，江苏独立，应德闳对这位小自己6岁的著名革命党人充满了敬意，内心的正义感更是要求他要为宋教仁抓出真凶，以告慰其在天之灵。

　　3月22日，江苏都督程德全和民政长应德闳发出布告，宣示：悬赏大洋一万，如有拿获真凶者，经案讯属实后，即将赏洋如数照给，决不食言。布告一下子贴满了上海及其城郊的各个角落。

　　随后的时间里，应德闳奔走上海南京两地。除去处理必须的日常事务外，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放在了处理“宋案”上面。

　　案情很快有了眉目。指使行凶的应桂馨、凶手武士英在英、法租界相继落网。经过审讯，应德闳居然发现，“宋案”不仅涉及到时任国务总理赵秉均的秘书洪述祖，甚至还涉及赵秉均本人和袁世凯！

　　伴随着南方革命党人与北方政府矛盾的激烈化，案情也越来越复杂。在各方的强烈催促下，1913年4月25日，案发后的一个月零五天，应德闳和程德全将“宋案”证据，全部公布于众，揭露袁世凯派人刺杀宋教仁的真相。

　　顿时，举国上下一片哗然，群众纷纷谴责袁世凯，要求严惩真凶。最终爆发了“二次革命”。

　　一身正气遭忌恨

　　“宋案”真相大白后，袁世凯也因此恨死了应德闳。不久之后，袁世凯便找了一件公债案子，借机收拾应德闳，要查办他。

　　应德闳叫平政院传到北京后，被安排住在白庙胡同的大同公寓。公寓门口每天都站了一个警察，叫他失了出入的自由。应德闳变相地被袁世凯软禁起来了。

　　他的通信也一并受检查，只能偶尔靠著名学者马叙伦替他带给东交民巷的邮政局发出，因为使馆界里的信是不检查的。应德闳是马叙伦长辈的故交，所以也未曾引起袁世凯的怀疑。

　　1913年9月6日，袁世凯下令免去应德闳江苏省民政长的官职，应德闳这才结束了为期10个月，充满艰险的民政长生涯。

　　从此应德闳隐居上海，不再为官，于1919年去世，享年42岁，墓地在翁家山。